开宝藏简介 北宋以前，雕版印刷的佛经已经不少，但都还只是单本零卷。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命内侍省高品张从信等人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刻大藏经板，这标志着大藏经进入了“刻本”时代。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全部完成后，运往都城汴京。在经板被送至开封后，宋太宗在开封成立了专门的印经机构——“印经院”，从日本人收藏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的卷尾上，盖有“太平兴国八年奉敕印”的墨记来看，这一年就出版了这部藏经。时人称之为“大藏经”“藏经”“佛经一藏”“释典一藏”等。因始刻于开宝年间，故后世称之为《开宝大藏经》，简称《开宝藏》。因在当时益州（成都）开雕，吕澂又称其为《宋刻蜀版藏经》，简称《蜀版》。还因为是在开封印刷的，又称《开封藏》或《豫藏》。此外，又因它是朝廷所刻，所以也有《北宋官版大藏经》等称呼。这是中国第一部雕版印刷的大藏经，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木刻大型丛书。 文献记载，《开宝藏》初雕本共有雕版13万块。其装帧形式为卷轴装，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为适合雕版印刷的需要，《开宝藏》打破了唐代的一纸28行、每行17字的写经行款，改为每板23行，每行14字或16、17字。板首右端用小字刻有经名、版号、帙号，卷末刻有雕造的年月。此书框高225厘米，每半页5行。值得一提的是，它还首创了包括板首刻经题、版数、帙号等，卷末附有雕造年月干支题记的大藏经板片号，正如方广锠所指出的，这“既便于平时的管理，包括上架、清点、配补等，也便于对刷印出来的大批印张进行缀接、装潢”。以后，历朝历代的刻本大藏经虽对板片号有所变革和简化，但均保留用板片号管理藏经板片的办法。在装帧上，《开宝藏》釆用了传统的卷轴式，其后不久的《契丹藏》也釆用了这种形式。这种装帧形式，一直影响到整个蜀版《开宝藏》系统的《赵城金藏》《初刻高丽藏》《再刻高丽藏》。 由于《开宝藏》亡佚，无法得窥全貌。但从北宋东京法云禅寺住持惟白的记载来看，不难知其规模浩大，且其底本的目录依据最初为《开元释教录·入藏录》。惟白禅师记述，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癸未春，他“得上旨游天台。中秋后三日，至婺州金华山智者禅寺，阅大藏经。仲冬一日丁丑，援笔撮其要义，次年甲申仲春三日丁未毕之，计二十余万字，因而述曰：且寡闻比丘不足以为人师表，古今圣贤共所深诫之格言也。故集斯大藏经律论记纲目指要，以资多闻者，举扬应其机器耳；况如来圣教若大海浩渺无涯，待举一因一缘，何由便见也。今于四百八十函，则函函标其部号；五千余卷，则卷卷分其品目，便启函开卷即见其缘起耳”。并说，“若通前计大小乘经律论，总五千四十余卷，四百八十帙，以《开元释教录》为准，则今撮略品目所集也”。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惟白禅师阅读的是《开宝藏》初雕本，内容总计收录大小乘经律论及圣贤集传“五千四十余卷，四百八十帙”，而这恰恰与唐智昇《开元释教录》中“入藏录”所记载的“五千零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基本一致。再由《开宝藏》现存的两个覆刻藏《高丽藏》和《赵城金藏》推断可知，以千字文帙号文编次顺序，起自“天”字，终于“英”字，共480帙，收经1076部，5048卷，《开元释教录》当是其底本目录。 而惟白在逐一著录5400余卷、480帙之后，又云：“其余随藏添赐经传三十帙、未入藏经二十七帙，天下寺院藏中或有或无，印经官印板却足，故未录略在，或者可鉴耳。”这说明，在初雕本完成后，当时各地寺院收藏的《开宝藏》，有的属于《开宝藏》刚运到东京时的早期印本，即仅有初雕部分，不包括续雕部分，惟白在婺州金华山智者禅寺所读的这部藏经就属于《开宝藏》初雕本。而那些包括已经“添赐”了“经传三十帙”和“未入藏经二十七帙”的《开宝藏》印本，同样是“官印板”《开宝藏》的基本内容，当为《开宝藏》续雕部分。 北宋从太祖赵匡胤到徽宗赵佶初年，皇室都对佛教较为崇信。因此如上文所说，在《开宝藏》初雕本运至京城之前的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即已敕命京城开封太平兴国寺殿量地创建译经院，设译经三堂，延请天竺僧天息灾、施护、法天等进行译经，次年又奉旨改名传法院，并在传法院的西偏建印经院，以贮藏经板及刷印流通。此后传法院历时百年，直到元丰五年（1082年）才废止。北宋的译经活动，一开始就在最高当局的直接关怀下，故以宰辅大臣为润文使，设官分职。同时，传法院有关新译经的类别、主要内容及译经人员的情况、译出年月等事宜，都要呈上御览，经敕准入藏颁行后，文印经院开板印造，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赵安江奉敕编成的《大中祥符法宝录》，详细记载了太平兴国七年至大中祥符四年（982~1011年）北宋新译经的情况，在每种经译成后，都要“具表上进”，之后都照例得到“诏以其经入藏颁行”的敕命。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奉敕编修的等《景祐新修法宝录》，记载了《大中祥符法宝录》后至景祐三年这二十六年间的新译经，也同样记载了有进经表文和“入藏颁行”的敕令的情况。南宋志磐以天台宗立场仿正史体编写的《佛祖统纪》，记载宋仁宗景祐三年以后直到徽宗初年一直在进行着的译经活动，与此同时，这时期相当数量的中国僧俗佛教著述也被敕入藏经。这些记载说明，在《开宝藏》初雕经板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运到开封并开始印造之后的百余年间，以译经院为中心机构分别于咸平（998~1003年）、天禧（1017~1021年）、熙宁（1068~1077年）年间进行了三次比较重要的校勘修订，改正弥补了初刻时的若干谬漏，并对《贞元释教录》遗漏未编和《贞元入藏录》所载典籍、传法院新译的经论及相当一部分宋代僧俗的佛教著述，经过精心编排、加入千字文帙号之后分批入藏，最终形成了咸平本、天禧本和熙宁本三个不同的版本藏经。 咸平本，续雕的是惟白所述的“经传三十帙”和“未入藏经二十七帙”，即在初雕本基础上续入57帙经籍。惟白所述续入“经传三十帙”，就是北宋从太平兴国七年到真宗咸平二年间（982~999年）的新译经，即始于《开宝藏》的覆刻本《赵城金藏》和《高丽藏》“天”帙至“英”帙480帙之后的“杜”帙的《大乘庄严宝王经》《圣佛母小字般若波罗蜜多经》等，终于“毂”帙的《护国经》《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等，计187部、279卷、30帙；“未入藏经二十七帙”是继“毂”帙之后，自“振”帙至“奄”帙的内容，而这部分内容，除“振”至“世”帙的《大唐开元释教广品历章》和《正元续开元录》外，均为唐代及之前《开元录》未编入藏的翻译典籍，计129部、275卷、27帙，它们被置于宋代新译经之后，说明它们的编联入藏也不会早于咸平二年。而这正好是57帙，计316部、554卷。 天禧本，是在咸平本的基础上予以增补的，这也可以在《赵城金藏》得到印证。《赵城金藏》在接续“未入藏经二十七帙”后是“宅”帙的《法印经》《未曾有正法经》《分别缘生经》等，至“灭、虢”帙的《父子合集经》计43帙。这部分经籍又全是北宋新译经，其中“宅”帙的《法印经》为施护等译于咸平四年（1001年），《未曾有正法经》《分别缘生经》等为法天等译于咸平三年（1000年）；而“灭、 虢”帙的《父子合集经》则是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由天竺僧日称译出，其间历时70年。在这部分译经之后是“践”至“刑”帙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至“亭”帙《御制缘识》等中国僧俗著述计44帙。熙宁六年（1073年）日本僧成寻入宋，神宗皇帝赐予日本国尚缺的新经430卷册，即宋朝新译经30帙（“杜”至“毂”帙），共278卷，并撰述类典籍。故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录》也引日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记，成寻于熙宁六年所请印的“新经”中就包括其中的绝大部分中国著述，其云： 显圣寺印经院近准传法院印新经赐与日本国成寻，内除《法苑珠林》一百卷，日本国僧称本国已有，更不须印造外 依数支给，下院造作，今据经数后延之状，其上件经已于（熙宁六年）今月十三日并已依数印造经里具如后：杜字号至毂字号共叁拾字号。计二百七十八卷、《莲花心轮回文偈颂》一部二十五卷、《秘藏诠》一部三十卷、《逍遥咏》一部一十一卷、《缘识》一部五卷、《景德传灯录》一部三十三卷、《胎藏教》三册、《天竺字源》七册、《天圣广灯录》三十卷…… 这一记载说明，在熙宁六年，移送至显圣寺印经院的经板中，就已包括了上述的中国僧俗的著述。由此，可以认定，《开宝藏》第二次增补的时间应在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增补的内容包括自真宗咸平三年至神宗熙宁六年（1000~1073年）间的北宋新译经和此前历代敕准入藏的中国僧俗的著述，据《广胜寺大藏经简目》统计，其增补经籍总计104部，880卷，87帙，千字文帙号自“宅”帙至“亭”帙。 《开宝藏》的第三次续入约在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前后，此时宋代的译经活动已结束，续入新译经自“雁”帙至“塞”帙共4帙，自《大乘智印经》至《菩萨本生鬟论》；续入僧俗撰述自“鸡”帙至“几”帙共54帙，主要为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的著述。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僧人的撰著也不断地获准入藏，然而并不是所有获准入藏的撰著都被收入了《开宝藏》，如《祥符录》记载诏令入藏的《大宋高僧传》《僧史略》和宋太宗御制《妙觉集》、宋真宗御制《法音前集》等，均不见于《开宝藏》的覆刻藏《赵城金藏》和《高丽藏》。 《开宝藏》印刷的份数不多，加之北宋末年宋徽宗（1100~1125年在位）信道排佛，蜀本藏板被焚毁。宋金战争中汴京失守，《开宝藏》的雕板又在战乱中散失或毁于兵火，从此无存。印本在经过10个世纪的流传中，也几乎散佚殆尽。故现在海内外找不到一部完整的《开宝藏》，就是现有的零篇残卷也成了稀世之宝。因此，日本现存的少数几卷《开宝藏》才被称为“不可思议之奇本”。现存年代最早的印本为刻于开宝五年（972年）的《大般若经》卷五八一，“李”字号残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目前己经确认的现藏《开宝藏》仅为11种12卷，如下表： 《佛说阿惟越致遮经》卷上 中国国家图书馆 《杂阿含经》（残叶缀合，附《佛说圣法印经》） 卷三十、三十九 中国国家图书馆 《大宝积经》 卷一 中国国家图书馆 《妙法莲华经》 卷七 山西高平市文博馆 《大云经请雨品》 卷六十四 山西高平市文博馆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卷二六〇 山西省博物馆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卷五八一 中国佛教协会藏图博馆 《大方等大集经》 卷第四十三 上海图书馆 《十颂尼律》 卷四十六 日本书道博物馆 《佛本行集经》 卷十九 日本京都南禅寺 《御制秘藏诠》 卷十三 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 作为我国第一部雕版官刻大藏经，《开宝藏》经过精心校勘，错讹很少，是极为珍贵的佛教经典。它开创了刻本大藏经的先河，是中国佛教史和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由于《开宝藏》的刻成，大大促进了宋代新兴印刷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手写佛经逐渐减少，官私刻印藏经的风气渐开，契丹、高丽、福建、浙江等雕印大藏也都深受《开宝藏》的影响。从此，中国佛教典籍的传播有了可以规模化刻印的定本，对佛教的传播居功至伟。 对此，吕澂评价说，它是“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各版开雕的年代有先后，所依据的蜀版印本不同，因而内容略有出入”。自《开宝藏》问世后，到清代的800余年间历史里，历代刻藏不断，产生了20多种规模宏大的刻本大藏经，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幅壮丽的图景。 同时，《开宝藏》的雕印在世界佛教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壮举。《开宝藏》刊刻完成后，北宋政府曾将《开宝藏》分赐契丹、西夏、高丽、日本、交趾等国，使其在国内外流通，对周围的国家影响很大。其中，颁赐日本国两次：据记载经板运至京城的次年，即雍熙元年（984年），日本僧奝然来朝，三年还归，蒙太宗皇帝赐大藏经一藏及新译经286卷。熙宁六年（1073年）日本僧成寻入宋，神宗皇帝赐予日本国尚缺的新经430卷册，即宋朝新译经三十帙（“杜”帙至“毂”帙），共278卷，并撰述类典籍。颁赐高丽国三次，第一次是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成宗八年），高丽遣僧如可请回；第二次是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成宗十年），高丽遣使韩彦恭入宋求印佛经，诏以藏经并御制《秘藏诠》《逍遥咏》《莲花心轮》赐之；第三次是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显宗十年），遣使崔元信至宋，求佛经一藏，诏赐经。在高丽显宗朝完成初雕本之后，在文宗朝及宣宗年间，高丽王朝还曾两次请印过《开宝藏》。颁赐东女真国一次。此外，《开宝藏》还传入了辽王朝和西夏王朝。